1920年的时候，《申报》的大作家杨荫杭讲过，咱们中国老传统是“重文化轻武力，所以国家显得文弱”。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后，大家为了改掉文弱的毛病，都喊着要“崇尚武力”。但民国建立后，共和制度却搞出了军阀混战，大家这才觉得“重视文化这个说法，其实也没错”，又开始大声喊“要用文化治国”！其实，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崇尚武力，而在于“得让有文化的人来掌握武力，这样国家才能强大”。近代中国变化挺大，文武关系变了，军人的地位也提高了。特别是在北伐战争前，好多国人都特别关心“武力得让有文化的人来管”这事儿。

中国古时候有句话叫“先教后战”，但这大多说的是普通打仗的人。另外，还有个“出将入相”的说法，意思是读书厉害的人既能打仗也能治国。不过，以前大家并不觉得当兵的一定得读书。关羽边读《春秋》边点蜡烛的故事能一直传下来，就是因为它表现了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所以，说军人特别是军官得经过完整的军事教育才能干好，这想法大概是近代从国外传过来的，有点像是把“先教后战”的老话专门用在了带兵打仗的人身上。

清朝末年，“军事学问”变得特别火，这让军官们觉得得系统地学习才行。于是，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各种军事速成班，从“讲武堂”到武备学堂，到处都是。那时候，西方的好多东西传到中国后都会变个样儿。就像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保定军官学校和它那一套教育系统，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特色。想进保定军校，得先上五到七年的陆军小学和陆军中学（毕业后还得跟着军队实习半年到两年），进了军校还得再学两年。这样算下来，从陆军小学开始到军校毕业，光在学校里的军事教育就得七到九年（要是再加上陆军大学，时间就更长了）。特别是军事教育，它是从小学阶段（不过那时候的小学和现在可不一样）就开始的，挺有特色的。虽说有时候学制会缩短点，能完完整整学完的人也不多，但这还是体现了“先教后战”的新思想。

但是，跟很多近代中国的变革一样，那些系统又完善的计划往往跟不上那个时代快速又多变的特点。从清朝末年搞起来的北洋军事训练体系，设计者的心思确实费了不少，可这样的长期培训，等有点样子看到点成果时，都已经是民国十年往后了，北洋体系自己也快撑不住了，这真不是一开始设计的人能想到的。这里头有个原因，就是北洋军事训练体系虽然一心想着“先教后打”的新思路，但北洋的军事头头们的发展却正好相反，后来武力大多落到了没受过啥教育的人手里（当然，这只是说北洋最上头的趋势，同时也有不少受过军事训练的将领在冒出来）。

人们常说的“北洋军阀”里，最早的一拨人，像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他们，都是1885年左右李鸿章在天津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出来的。他们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时的得力助手。后来，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也开始培养军人，接着又是民国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但北洋军阀内部争斗不断，小站系统和保定系统之间有了隔阂。老一辈军校出身的人慢慢退出舞台，到了20年代，冒出一批基本没怎么受过教育的军人。不仅行伍出身的老北洋曹锟当上了总统，像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这些新人物也开始崭露头角。这情形跟晚清湘军到淮军的发展有点像，但又不完全一样。淮军的将领科举功名没湘军将领那么响亮，但好歹还算受过点正规教育。北洋后来的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这些人，有的识字不多，有的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结果出现了“土匪头子也能发电报谈时事”的怪事。

这种情况背后有它的道理，虽然早期的北洋军队头头们不少都学过西方的或者日本的军事套路，但真正管事的多数人并不觉得“有学问的人才能指挥打仗”，反而反着来。保定军校以前的队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何柱国回忆说，“那时候北洋军阀都喜欢让当过兵的带队伍，读书出来的人只能当当参谋助手啥的。”另外，北洋各派的斗争也直接影响了保定军校。保定军校的校长换了好几位，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到了1922年，直系掌了权，换了个老资格的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张鸿绪当校长。听说因为他排挤士官派的人，引起了不少风波，“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大多辞职不干了。他们找工作一般都靠同学、老乡、亲友这些关系。其中钱大钧、黄奇翔几个人去了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毛福成等二十多个人去了东北，投了奉军。”何柱国就是去的东北那批人中的一个。而保定军校呢，第二年也就停了。

不只是北方，南方像两广和湖南这些地方，也对军校毕业生不太感冒。保定军校还有跟它有关的“四校”系统出来的学生，在这些地方的军队里，想往上升难，有时连工作都找不到，就算找到了，也很少能真正带兵打仗。这种体制和实际需要脱节，就是南北那些“老军阀”的问题，但也给了南方新军事力量一个联手的机会。你看，后来钱大均和黄奇翔都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将，黄埔军校的好多教官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再说湖南的唐生智，广西的黄绍竑、白崇禧，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广西的另一个大佬李宗仁，虽然是陆军小学堂毕业的，但他手下那些干将，大都是前面说的那个在旧体系里被排挤的“四校”系统的学生。

近代中国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情况复杂多变，北洋体系也不是团结得像一块铁。在南方打仗的北洋孙传芳部的将领马宝珩就说，孙军之所以能打，关键之一是“很多重要的军官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年轻小伙子”。何柱国发现，东北军里也有以在日本学过军事的杨宇霆为首的新势力，他们“招了很多在国外和国内军校，像陆大、保定军校学过的军官，特别是那些东北人但在内地当军官的”。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被打败后就开始整顿军队，“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管教育的中校副团长都换成了军校出身的人，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最多，其次是从内地回来的国外和国内军校出身的人。而且，以后团、营长有空缺，一般都是从参谋长、副团长还有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里选”。跟其他北洋军里军校毕业的大多只能当幕僚不同，奉军里“很多军校出来的人直接就去带兵了”。

孙传芳的部队，特别是奉系的军队，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都是北洋那边以能打仗出名的。可有些北方的军队就不太一样了。苏联的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发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里，居然没有一个在国外留过学的将军或军官，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也是屈指可数。在这几个人里头，鹿钟麟和唐之道两位将军的军事学问算是比较突出的。总的来看，冯军的军官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军事知识主要靠实战积累。他们自己不会琢磨打仗的策略或者定计划，所以往往都听那些军校毕业的参谋的。不过话说回来，“都听参谋的”可能也就是在定计划那会儿，真到打仗指挥时，那些“计划”常常派不上用场，勃拉戈达托夫自己也经常为这事儿发愁。

在实际的战场上，那些从当兵做起的指挥官，常常会避开自己不拿手的事情，有时候就连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也不懂得好好利用。就拿那时候的很多军队来说，炮兵的重要性就没被充分看到。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炮兵指挥官得“稍微懂点军事知识”，而从当兵做起的指挥官不太容易胜任，所以炮兵指挥官大多是军校毕业的。虽说在两次直奉大战里，大炮、机关枪甚至飞机投弹都用上了不少，但重武器的使用情况和效果，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看指挥官怎么决定。到了北伐的时候，汉阳湖北守军仓库里有“十二门日本坂野炮（七十五毫米），还有全套炮弹”，这么强的火力居然没用在打仗上，汉阳一丢就被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给全收了。特别逗的是，这批大炮在北伐军后来攻打武昌的时候，也没用上！

可以说，北伐战争打响前，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们正处于他们最辉煌的时期。那时候，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的何遂在1926年春天发电报说：“全国军界里，我的老同学和战友占了一半。”但这主要说的是军队里的中高层，高层领导可不一定；还有的军队，比如国民军，就连基层士兵也不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得说明白的是，军队的头头儿是哪家学校出身，并不直接决定这支队伍怎么样。比如奉军的头头儿，他原本是“绿林好汉”，可领导的奉军却是北方装备最精良、军事观念最“新潮”的（就是快跟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打法了），实际战斗力也应该是最强的。但北洋体系里的老将们一个个老去，一批没咋受过教育或军事训练的新军人开始崭露头角，这终究代表着军队的规矩和风气要变了。

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太在乎北洋的老规矩。冯玉祥被人叫做“倒戈将军”，因为他几乎对每个上司和盟友都翻过脸，最后他自己也因为手下背叛而没了权势。刚来中国的苏俄顾问觉得挺奇怪，国民军第一军的军长冯玉祥，居然是个信基督教的将军，但他又说自己是孙中山的信徒，还跟中国人民的敌人张作霖订了盟约，反对自己的上司吴佩孚。这位顾问还发现，冯玉祥老爱在小事上纠结，不光经常变卦，还跟罗马的太阳神一样，喜欢玩两面派。所以说，你根本猜不到他明天会干啥。

这样的做法可能是由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势推动的，而且它又加剧了军政局势的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还挺符合那时频繁变动的军政状况。就像冯玉祥和国民军的崛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原本只在山西一小块地方活动，夹在各路军事力量之间的阎锡山，在北伐结束后，地位和影响力都大大提升，一度变得非常重要，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要是咱们把这事儿放到北洋军阀内斗的历史里头去看，可能就更明白了。想想北伐之前那几年，特别是北洋军阀自己家里头的那些争斗，有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两次直奉战争那会儿，他们斗得比以前狠多了。以前啊，北洋军阀内斗就像是在“发电报比赛”，两边喊得响，动手少，发电报比真打还多。杨荫杭1920年就说，那时候打仗“跟演戏似的”，大家都没“使上劲儿真打”，倒是“把劲儿都使在发电报上了”。简直就是“大佬们爱搞笑，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后来连外国人都管这叫“天朝搞笑剧”。但到了两次直奉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动用的兵力是以前的好几倍，伤亡更是多了去了。不光仗打大了，打法也现代化了，战斗都在交通方便、能快速调兵的东部省份。结果，从太平天国那时候起就没咋受过战乱的、中国最有钱的地方——江浙，这回被打得不轻，老百姓生活乱套了，社会也元气大伤。

另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那会儿，民国政治圈里头出现了个新情况，就是中央政府头一回公开站队，支持了军阀里头的直系。那时候，吴佩孚让内阁到他司令部去开会，会上他还对总理和部长们指手画脚，这让参加的部长顾维钧长了不少见识。这事儿表面上看，是中央政府对待军阀争斗的态度变了，可实际上背后还有更深的意思：直系打着中央的旗号去讨伐奉系，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就从以前那种各派都敬畏的象征性大佬，变成了直系手里的一张牌，就像古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这么一来，虽然表面上让这场战争看起来更正义了，但实际上却让中央政府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大打折扣。

北洋这个大圈子里，派系斗争一直没停过。皖系早早出局，奉系后来才冒头，直系呢，是从头到尾都在争北洋老大位置的那个大派。说起来，北洋本就是直隶那边起来的，直系虽然比皖系晚点形成，但算是北洋的“亲儿子”。皖系得自己搞个“参战军”（后来改成边防军），奉系呢，在偏远地方自己建的，严格讲可能都不算北洋军，两者都有点想跟正统较劲的意思。直系这边，老大传位挺顺，还出了个吴佩孚这样的文武双全的大人物。直系先是把皖系干趴下，又赢了第一次直奉大战，第二次直奉大战时也不落下风，用海军打奉系的招儿也挺高明。要不是冯玉祥反水，直系说不定就把中国统一了，或者至少把北洋的地盘都收了。就算直系真统一全国了，那统一的路子其实战前就开始了。但要说直系为啥最后垮了，那就是因为他们把北洋军阀那套政治规矩给破坏了。袁世凯一死，北洋就靠地方大佬撑着个“空壳”中央政府。到第二次直奉大战前，这体制就散了架。以前中央政府还能独立点，因为不是哪一家说了算的。可到1924年，中央政府直接成了一家的天下，做起事来没遮没拦，名义上的正义也不剩啥了，这就给后来的北伐军留下了“替天行道”的机会。

第二次直奉大战，因为冯玉祥在战场上突然反水，直系最终吃了败仗。但这仗打来打去，谁也没真正成为赢家，反倒是北洋体系开始分崩离析。冯玉祥的队伍自立门户，成了国民军，没多久，奉系的大将郭松龄也反了，这让奉系的胜利显得不那么光彩。奉系本想趁胜往东南发展，结果也没成。不过，张宗昌和李景林两部却因此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半独立出去了（后来还联手成了直鲁联军。北伐快结束时，张宗昌想回东北，被张学良给挡在门外）。最关键的是，冯玉祥、郭松龄这些大军头，带着大队人马反水，想自立为王，虽然没成功，可也把北洋体系里的不稳当给暴露无遗。

对北洋集团而言，没有明确胜利者的结局简直是致命的打击，这意味着北洋内部几乎没人再相信有哪位将领能用武力统一中国了。后来，孙传芳感叹道：“中国搞成这样，全都是因为蒋介石和吴子玉这两个人。”

蒋和吴两人都下定了要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决心。但自从吴佩孚的势力衰落之后，北洋那边就再也没有哪个军阀还抱有统一全国的野心了。不单是统一全国不再是北洋的追求，就连想让北洋体系自己内部统一起来，也变得像白日做梦一样难了。北京政府现在既没有实际的掌控力，名义上也不被大家认可了，北洋体系简直就是一群没头苍蝇似的乱撞。

结果，各地的小军阀们也开始频繁地打来打去，这让北洋体系更加四分五裂，军阀下面还有派系，派系里还有小团体，大家互不相让。有些军阀其实并不想独揽大权，但也不愿意让别人得逞（直奉战争后，这种心态在多数军阀中越来越普遍）。现在大家争的，已经不是谁能一家独大，而是怎样不让任何人一家独大。1926年，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发现，“现在中国的社会心理非常糟糕，原因就是找不到值得崇拜的英雄。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们，谁也不服谁”。就像许教授说的，这种“谁也不服谁”的心态，在那些大小头目里特别普遍。

这种氛围一旦形成，大家就开始互相猜疑，合作少了许多。这样一来，局面变得更乱，每个参与竞争的都受到了这种混乱的影响。就像魏益三回忆的那样，1925年到1926年间，军事局势变得特别快，各方势力的分分合合几乎每天都在变。那时候，军阀们好像总爱先联手打败一个敌人，然后马上就内讧；接着又分又合，重新组队再去打另一个敌人，打完了又继续斗。他们联合的时间或者反复无常的周期都很短，而且经常有人临时变卦；每个势力都想着怎么利用眼前的局势来为自己谋利（要么保护自己，要么扩大实力），根本不顾自己刚才的立场。冯玉祥支持郭松龄反对他的上司，结果没合作成，这事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这是一张平衡已被打破的图景，现在任何一股小力量都可能改变整个局面。北洋势力掌控了大半个中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在全国的影响力慢慢变小了。这时，北洋军阀里的皖系和直系，还有直系和奉系之间的平衡，既让一些小军阀能轻松找个靠山，也给它们提供了在两边跳来跳去或者保持中立的机会。就算小范围里打得不可开交，也不一定会搅乱大局。但要是平衡一破，就连一小队人马换个边站，都可能对整个局势产生大影响。比如说，江浙战争就是因为驻在福建的不到一万人的臧致平、杨化昭残部投靠了上海的皖系卢永祥而爆发的，这场原本只是直皖之争余波的小仗，结果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国民党那时候就瞧出了这点变化，他们在1925年5月发了个宣言，说：“咱们国家的乱子，都是那些靠帝国主义活着的军阀闹的。”又说：“大军阀占着中央大权，拿统一当幌子糊弄老百姓；小军阀呢，就在地方上称霸，拿联省自治当幌子也糊弄人。虽说他们叫法不一样，但惹乱子的本事可都一样。咱们国民党啊，早就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大军阀得打过去，对那些占地方、想捣乱、还想占革命政府地盘、听帝国主义指使的小军阀，咱们得联合大伙儿一块儿收拾他们。”

这种想要把大军阀和小军阀分开来，然后对他们用不同办法的做法，其实正好说明了北洋军阀在分裂，也表明“小军阀”的影响力在变大。

说起民国早期打仗那会儿，一直到北伐战争，每场大战的士兵人数也就几万，战斗场面并不算太大。所以，只要有个万人或者几千人的部队，而且士兵们不怕打、愿意打，那就是一股相当重要或者绝对不能小看的力量。这或许就是卢永祥为啥甘愿冒着开战的风险，也要把臧、杨的残部收编过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因为那些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已经开始变得像地方势力或者个人势力了，所以万把人马的部队得有自己的“地盘”来养活和扩充队伍。要是没有的话，就只能投靠那些已经有地盘的大军阀，不然就只能试着用武力去抢一块地盘了。在那个时候的军事圈子里，“地盘”这个词特别火，经常被提到。北洋军阀的各个帮派都是按地方来分的，要是从地域分布的角度去看北洋体系后来的变化，可能看得会更透一些。

#春生四月#?